x博士按：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又要来了，每年的春节晚会都少不了一道特色菜——对南方男人的调戏。所以来自江南的耿庆喔主动出击，来了一波自卫反击战。
文：耿庆喔
再过十天就要过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朋友圈都会出现一些鞭挞春晚北方霸权的雄文，说春晚怎么净是东北话，陕西话，北京话等等，老子高贵素雅的吴语呢，简直是处境堪忧，时不我待啊！这些人像个小媳妇一样，撮在一起酝酿一场矫情的自嗨。其实他们大意了，作为吴语地区的杰出青年，以及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上海话和上海男人可是经常上春晚的好伐。
荧屏上最经典的上海男人形象，基本上被巩汉林先森承包了。他尖声细嗓，平翘舌音不分，微带“咝咝”声的海派普通话，加上一副缺乏锻炼又不乏保养的瘦弱外表，曾让多少人以为他就是上海男人的模版。其实不是的，他是东北沈阳人。
巩汉林先生的籍贯百科
一个东北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孜孜以求地扮演上海人，一扮就是三十几年，这是一种怎样精神！小品《花盆》中，巩汉林所扮演的上海男人刻薄、拜金，与黄宏扮演的老实小贩形成了鲜明对比；《装修》中的他多疑慎微，计较金钱，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在《打麻将》中，他系围裙，洗内裤，藏私房钱，对妻子的咄咄逼人一再包容，早请示晚汇报，稍不留神就要床头跪，对外则硬要面子，伪造自己在家里的主人形象。
小品《打麻将》，是巩汉林先生最早的上海人形象，从那时起：瘦弱、油头、娘娘腔变成了上海男人的典型标签
郭达也是扮演上海男人的常客，小品《住店》中，他把上海男人轻声轻语的性格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敢跟五大三粗的李琦大声说话，请人吃的“上海小菜”仅是罐头里俩条拇指大小的咸鱼，成功营造了一个小气，事儿逼，外加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演技之好完全让人察觉不出他是西北人。
同样来自西北的“上海男人”还有杨新鸣，这个哥没点年头的朋友估计都不认得了。他在《婚姻变奏曲》中饰演北方媳妇蔡明的上海丈夫，收入可观，爱好文学，精通英日俩国语言，还烧得一手好菜，却被媳妇嫌弃不像个大男人，最后靠灌了半瓶二锅头，才勉强挤出来点男子气概来。
杨新鸣
这些小品里，关于上海男人的笑料大多来自其一贯就有的刻板印象，又通过春晚中各路北方演员的发扬，成功将这种印象推广到了全国，将“上海”与“男人”俩个好词合成了一个大写的污名—精明，小气，爱计较，怕老婆的上海男人，并借着春晚的影响，这种标签迅速在全国人民心底炸出了花。这种语境下，对上海男人最高的评价就是，“你不像一般上海男人呢”。
谈到世界上最稳定的发挥，除了中国男足，也就是上海男人了，不管过了多少年，他们给人的印象如出一辙，彬彬有礼表象的背后透露出掩饰不住的自私，衣冠楚楚的包装裹着蠢蠢欲动的虚伪。其实，上海男人被取笑的历史由来已久，比如四十年代的《乌鸦和麻雀》、《万家灯火》，六十年代的《糊涂爹娘》、《护士日记》，其中的典型形象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年轻一代》中的林育生,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罗克文。
《一江春水向东流》
《霓虹灯下的哨兵》
八十年代末，风行上海滩的《海派丈夫面面观》系列电视小品，开启了上海人自嘲的开端。此剧将上海男人定位在“厨房丈夫，夹板丈夫，私房钱丈夫”的标签上，里面的主题曲是这样唱的，“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所有，重活脏活一个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而著名电视剧《渴望》的热播，更是使得自私自利、忘恩负义、胆小怕事、懦弱的上海男人“王沪生”成了全国人民对上海男人的类型记忆。
《渴望》
要搞懂上海男人的被嘲笑史，首先就要了解上海的历史，以及其中的语境变迁，对此我简单做了一个梳理。
小资の原罪
上海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年开埠前，它隶属于松江府，之后三教九流的人涌入这里，它成了冒险家的乐园，租界殖民者，政客要员，罢工工人，地下革命者，帮派首领，商贾大亨，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演了种种传奇。这个城市风云际会，深浅莫测，可以说，以往的上海是以“雄奇”的品格来呈现和主导着的，是处在男性视角下的城市。49年新的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注入，以及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让上海滩的男人们失去了他们施展身手的舞台，过去戏剧般精彩的上海风貌变得日常化和女性化了。
新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承受着政治的压力和物质的匮乏，另一方面它又沉浸在自己三十年代远东第一大城市的喧嚣美梦中，处于这样暧昧状态中的上海，小布尔乔亚女性自然而然成了书写这座城市的代码，于是“雄奇”的品格转向了“阴柔”的气质特征。过去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沉淀下外滩软绵绵的老情歌，香浓咖啡，以及香烟威士忌的混合味道，投射到上海男人身上就是，这帮子全他妈娘炮！
改革开放以前，江南一直处于中共城市意识形态的末端，南京被视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堡垒，为此南大作为反动学府的残余，还被打压了很多年。上海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是妓女，阿飞，小开，黑社会，暴发户的十里洋场，国家和人民都对它相当不满。这种观感与延安，井冈山，北京等地形成强烈反差，前俩者被称为“革命圣地”，后者被称作“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上海不能比的。
“那个时候如果能去北京，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份光荣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
而到上海出差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亲朋好友会掏出多年积蓄，托他买这买那，毕竟那座城市的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也要比内地便宜，让人觉得到底还是上海先进，自己那个小地方简直不值一提。诸如上海牌手表，英雄钢笔，百雀羚，永久自行车，回力鞋等，哪个不是叱咤当年中国的时尚大牌，记得《马桥词典》中的主人公下乡时，看到一人穿着一双回力鞋，便料定“此人有来头，跟乡下人不一样，能帮到我们。”
这些人对上海称赞与向往的同时，也夹杂着各种忧虑和抱怨，摆出一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叮嘱出行人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小心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这种双重心理在著名伦理剧《乡村爱情之小夜曲》中也有表现，第九集里，广坤跟小蒙去上海考察前，愣是到屯里绕了一圈，把他要去上海的消息挨家挨户通知到位，回到象牙山后，广坤还故意说一口无厘头的上海话，以显得自己洋气。而对上海总公司派到豆腐厂的俩名工作人员则各种猜忌，觉得他们在这准没好事。
民众的此类想法与当时政府的对外宣传有很大关系，影视作品中，上海通常被设置为敌我势力，社资矛盾的角斗场，鱼龙混杂，波谲云诡，走在城市里一不小心就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俘虏。而上海男人则被塑造成一副崇洋媚外的小开样，或是干净白皙，萎靡不振的小受模样，是作为刚毅顽强，热情投身建设的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出现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贬低自己，抬高社会主义祖国。这种文化语境下，什么“新天地”、“霞飞路”、以及“衡山路的酒吧”，这些东西必须全部狗带，只有大庆油田里的石油兵，以及鞍山钢铁厂的冶炼工人才是最光荣的。鄙视上海男人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
东北人の狙击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往以表现壮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为主旨的“宏大叙事”日趋瓦解，而那些在以往宏大叙事中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经验则获得了空前的表现机会”。这个时期，社资区别不再成为嘲笑上海男人的理由，但奚落上海的传统却被保留了下来，人们开始用诸如爱做家务，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松江特质攻击我们可怜的上海小男人。
攻击上海男人最凶的就是以东北军为代表的北方集团，因为二者在文化方面有着天然的冲突。尽管从经济形态上看，东北已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但人的存在方式依旧停留在农业文化、前现代状态，具体点说就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重人情轻法理的人际关系、重日常经验轻经济理性的工作方式。”这种小农意识与上海的市民意识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觉得对方矫情虚伪刻板，一个看对方是粗鲁土锤野蛮，干嘴仗是在所难免的。
九十年代是南国取代北方的年代，特别是进入92年后，江南重新崛起，东北则成为共和国的弃子，被掷入历史的尘埃中，曾经中国现代化的象征，迅速沦落为现代化的反面教材。振兴东北的口号，国家喊了很多年，却收效甚微，东三省的人口持续外流，经济连年垫底，似乎一片灰暗。衰败中的唯一奇迹就是东北文化的如日中天，其中以赵本山的小品为代表。
赵本山给人的印象是永远一副计划经济时代装扮，藏青色的中山装，头戴半新半旧的八角帽，胸前口袋别跟钢笔表示略有识文断字的能力，语言会时不时模仿毛泽东时代的腔调来调控下场上气氛。在这个人们忘了过去的革命建设岁月，忙着圈钱的新时期，他坚持用袖章，服饰等符号投射出计划经济时代的余晖，因为那是东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东北演员们正用小品，电视剧书写东北经济未完成的永恒，你上海经济再好又有个屌用，还不是在荧屏里被我玩弄？于是，用来体现上海文化优越性的上海话，被东北人当作了讥讽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进而完成了一次软实力的逆袭。
上海文化の怂
在与东北乡村文化，以及北京现代文化的竞争中，上海一点话语权也没有，以至于连自己的男人都保护不了。尽管我们可以在上海看到全球最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以及大师网球赛，但它只是个文化码头，我们只能说“文化在上海”，而不是“上海的文化”。而北京的既不是舶来品，也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只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化村落，辐射却很广。无怪有学者说，“上海比北京文明，却没有北京有文化”，“过去我们有京派与海派之分，现在最大的京派在北京，最大的海派也在北京”。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更不要说它为中国贡献了数不清的作家与新潮学社，民国五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也都在上海。
49年中央一纸调令，很多文化人与机构都去了北京，但上海依旧有中国四分之一的文化精英，建国后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与出版物都是上海出品，它在文化以及传媒中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九十年代以后，上海经济崛起，文化却没有跟进，因为在过去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上海的文化圈形成了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垄断性经营，本地媒体的通行语言是上海话，人员皆出身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文化人循规蹈矩，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作为时代先声的文化人都这样，能指望一般的市民有多大气？
三联书店也是当年北上的机构之一
“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这是钱钟书《猫》中嘲讽上海的句子，搁在当下的语境中似乎也能用呢。
民国时的上海能成为文化的绝对主流，是因为它的兼容，来自各地的文化人聚于租界，百花争鸣。如今它文化滑坡，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则是因为它的同化。“上海只欢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对尚未出名的年轻人则颇为不屑”，它只欣赏高大上，鄙视屌丝草根，上海的文化精英是不屑于乡村爱情这种剧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可是恶俗的象征，他们宁可维持自己所谓的高水准也不愿降格，那么成为小品等影视作品中的被嘲笑对象，也就是众望所归的了。郭敬明把握了上海文化的精髓，所以他成功了，顺便将当年上海对它的嘲讽都还给了这座城市。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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